2016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4月2日，由上海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复旦大学中文系与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主办的“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高峰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

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40余位鲁迅研究专家济济一堂，纪念这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共论鲁迅传统与鲁迅精神在中国与世界维度的现实意义。

鲁迅：一个地地道道的百年前的“80后”

理解鲁迅的关键出发点，在于切近他所处的时代。上海社联专职副主席、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常务副理事长刘世军在致辞中认为，对鲁迅而言，我们更愿意纪念他的死，因为鲁迅先生的死真正体现了向死而生的精义。“鲁迅传统”是中国人对待文化应该持有的根本态度和立场，即文化包容和自主自信，这显然切入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要旨。

进行主旨演讲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教授陈思和颇为风趣地指出，若从代际来看，出生于1881年的鲁迅，是个地道的一百年前的“80后”。在1910年代，鲁迅和胡适、陈独秀这些知识健将，正是处于当今“80后”、“90后”的年龄，他们取得了知识话语权，并推动了20世纪中国相对激进主义的文化潮流。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那个时代需要的不是常态的、循规蹈矩的人物，而是鲁迅这样充满先锋性的桀骜不驯的个体。鲁迅碰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时代，他的才情性格正合时宜。陈思和教授认为，鲁迅是一个在动荡时代中产生的独立个体，其超然卓绝的独立性，成就了他始终抗拒主流的战斗精神。

当然，鲁迅并非简单地顺应潮流，而是积极地处于时代浪尖，引领时代前行。虽然鲁迅时常在文字中保持一种孤独的笔触，但从早年参加光复会，到后来参加五四运动、北伐、左联，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寻找了中国社会最尖锐的政治力量”。

可以说，鲁迅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遇上了伟大的时代。不过，他得益于时代的恩赐，也受制于时代的束缚。鲁迅那代人，处于新旧杂糅之间，面临着中西对冲的时局。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所言：“他们没有老师，他们自己找老师，他们自己特别痛苦，可能是特别痛苦的一代，要在中西古今之间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用世界眼光讲述中国故事

本次论坛的关键词由“拿来主义”、“文化主体性”和“鲁迅传统”构成。经过一轮轮历史演绎，在鲁迅被简化为爱国主义者的符号后，本次论坛首先以开阔的全球化视野，谈论鲁迅及其拿来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相互主体性思想，追其本源，皆立于全人类视野和精神之中。

后世在探讨鲁迅思想遗产时，往往偏重突出鲁迅充满民族魂魄的爱国主义，对鲁迅的世界主义研究却寥寥。然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主义并不是朽去的概念。鲁迅一方面始终注视着脚下的大地，对本民族有着深沉的热爱；而另一方面，恰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京华引介前人评论：“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则认为，近现代东亚地区思想意识的最大公约数当非鲁迅莫属，而能够超越国家政体、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的主导意识就是鲁迅的“相互主体性”意识。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谭桂林教授指出：“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来讲述中国故事，这是‘五四’时代以鲁迅为首的一代新文学家们最为突出的思维特点。采取这样的眼光，当然与‘五四’一班新文学家大都是留学知识分子有关，他们手里都掌握着丰富的西方文化资源，可以信手拈来。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这群留学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变革的一个从未跳脱出去的怪圈，即揭橥主流文化的非主流因素来反主流。”

如何书写乡村？一百年后的我们仍然没有超出鲁迅

在鲁迅的世界中，驻扎着一个乡村的世界，那里有我们极为熟悉的阿Q、祥林嫂、闰土、未庄和社戏。鲁迅和乡村的关系，是本次论坛激烈争论的焦点。率先论述这一话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

在她看来，鲁迅“是一个预言者，他预言了一个村庄，他想象的村庄在一百年以后还有意义”。鲁迅在《故乡》里说故乡一出场就死了，一百年后我们的村庄出场还是死的，包括贾平凹老师写的乡村也是没有活气的，“我们其实是在死气沉沉的村庄上试图触摸某种东西，这仍然没有超出鲁迅对于乡村议题的设定。”

鲁迅有着远较当代知识分子丰富的乡村经验，他所书写的乡村不像当代人书写的那样缺乏生活实感。对于乡村，鲁迅总有着一种强烈的痛感，以及由此而来的紧张和穿透力。“鲁迅关于乡村的小说语言气息不仅仅是修辞，他有一种自由的批判力和怀疑，这个和鲁迅的批判力是有关系的，使鲁迅面对乡村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终极化的书写”。

无论是近年来炒得火热的“乡愁体”，还是在其他相关文学作品中，“我们其实在用一种特别简单化的方式模仿鲁迅，或者说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塑造我们心目中的农民形象”。我们仅仅抓住了鲁迅书写乡村的皮毛，而没有抓住他的内里，没有抓住乡村的“痛感”。

在梁鸿看来，当前的乡土文学存在一种不良倾向：“我们把农民搞得特别农民化，这种悲情在文学里不公平，在于它把农民作为低一层的属性来讲，没有提升农民的人的属性……我们被阶层属性限制住了，促使我们往往在看待农民的时候没能打开心扉，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人格平等、真实的个体。相反，我们过于强调农民性、不公平性、阶层性，而滥用的悲情叙事是造成社会巨大分裂的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显然处于和鲁迅完全不同的时代，在文学的意义上我们该面对的其实是城中村、农民进城等新问题，是如何在叙事中融问题于无形之中，并且让我们看待他们不是一个农民而是一个人。这些问题显然构成了新时代文学写作和评论的严峻问题。

对于梁鸿指出的鲁迅乡村书写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敏锐发问：这“是文学内部的问题，还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在黄平看来，梁鸿的提法，“本质上要重新恢复乡村书写的纯真的、自然的视野的问题”，是一种试图在写作中“去模式化”的问题，而今天的问题是乡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结构的巨变。正如南京大学文学院吴俊教授所指出的，与其说鲁迅关于乡村书写的方法不能用了，倒不如说是要寻找“新的讲述方法”，“当代人没有找到一种新的讲述乡村故事的方法，是我们当代人的问题。”

如何还原一个多元的鲁迅？

鲁迅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交织着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等多张面孔，简单地给鲁迅定义必然面临着“偏颇”的指责。力求评价一个多元和丰富的鲁迅，才是接近鲁迅的正道。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认为，我们平时给鲁迅的简单定义，通常两个字是“启蒙”，三个字叫“为人生”，五个字为“改造国民性”。但实际上，鲁迅往往富于流变。如果说鲁迅是中国的小说史家、是中国的小说史开创者之一，我们研究相关著作后便会发现鲁迅编小说史的观念是非功利、非教化、非启蒙、非改造国民性的，他强调审美、艺术的标准。尤其到了晚年，19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越来越强调文学的趣味性与游戏性。鲁迅在写完《呐喊》、《彷徨》之后，有一个愿望就是创作一个长篇小说《杨贵妃》。其中，我们没有看到启蒙，也没有看到革命或改造国民性，可以说就是通俗文学。

对鲁迅的刻板印象，也反映在语文教学上。长期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怡指出，“我们长期以来还是在一种非常简单的二元对立中打量和评价鲁迅，一说鲁迅和白话文的关系，很容易引他对白话文赞扬和肯定的话，把他塑造成一个先锋角色……这肯定是鲁迅的大方向的追求，但也会严重忽略鲁迅实际状况的复杂性”。

李怡分析说，鲁迅那个时候的语言资源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白话文运用者。在他那里，文言文、白话文等等都是选择对象，选择过程很丰富也很复杂。“我们今天因为传统文化复兴了，中小学要开国学班了，出于这类目的就把鲁迅当作一个靶子，这非常可笑。”

在鲁迅思想遗产的代际继承过程中，存在显性和隐形两条并行线。显而易见的是，胡风、冯雪峰、聂绀弩等从左翼思潮和文学批评层面上进行的延伸和阐释；但只有徐梵澄是从学术层面回归鲁迅早年的原点，这一脉为世人所知甚少，却异常重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指出，鲁迅学问家的一面在徐梵澄那里得到了继承。“鲁迅年轻的时候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里试图回溯人类精神逻辑的起点，然而后来因为要解决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这样的工作没有持续下去。徐梵澄是他的学生里唯一继续了精神哲学工作的人”。从长远来看，鲁迅的学问家性格或许是他具有生命力的真正内核。

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借鲁迅常谈及的碎片化和整体性问题，指出当今的鲁迅思想研究亦存在碎片化，鲁迅智慧的经世致用确实值得认真思考，然而运用的前提基础是立足于历史语境，努力理解原本属于鲁迅的真实思想。

回顾本次论坛，北京大学高远东教授认为：“在当下我们理解鲁迅的遗产，其实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把鲁迅的文学当成一般经典，将他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从对当下是否有思想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还有一种是把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当一个历史作品来看，以一种‘求学’的态度，以一种‘求真’的精神面对他。”

《探索与争鸣》副主编叶祝弟认为，今天我们纪念鲁迅显然有更加契合时代的主题。一方面，我们的物质和技术取得了极大进步，但是精神似乎比以前更加贫瘠。重温鲁迅所呼唤的具有白心和神思的立人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时下受制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力量。我们在处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时，重温鲁迅的拿来主义以及“世界人”理念，对于建构真正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