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大变局》一书二〇一五年上海书展面世后，先是上海书展被评为“十大最有影响力新书”，继而陆续被多家媒体评为月度好书，如被评为《中华读书报》二〇一五年九月好书，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二〇一五年九月“中国好书”等。二〇一五年年底时，又被《光明日报》评为二〇一五年度十本好书，被《人民日报》评为二〇一五年度好书。如此等等。

舆论界、读书界、学术界如此看重这本书，可能是因为我用别样的视角解读晚明史，提出了晚明也有大变局的新看法。正如《中华读书报》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和晚清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说法，而樊树志先生认为，实际上晚明已是一大变局……通观全书，可以承认‘晚明大变局’一说大致是成立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很多论述有助于公众更新对晚明历史的认知……本书的意义当不限于晚明史，将晚明的变化理解为一大‘变局’，就否定了李鸿章‘三千年未有’的说法；强调晚明之变的外源性，将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时间提早到晚明，也深具启发意义。如此，如何看待有清一代，如何理解晚明变局与晚清变局的关系，如何描绘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图景，都需要进一步思考。”

不同层次的读者之所以喜欢这本书，也许是本书的两大主题“对外开放”与“解放思想”与当代读者发生了共鸣，有助于人们回顾过去、应对当下、展望未来。因此我很乐意与各位分享读史的心得，上次在上海古籍书店与读者有过交流，反响很好。今天的读者朋友请我讲讲王阳明，也就是《晚明大变局》第四章思想解放的潮流。

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挣脱枷锁，内容与形式因时而异。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特点就是要冲破僵化的经学思想的束缚。此事说来话长。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于是乎形成了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以研究经学为生的人群称为经师。经师们专注于经典的一字一句的注释，搞所谓章句之学。汉朝的经学就已弊端百出，正如已故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说：经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号称博学，其实支离灭裂，于理绝不可通，自相矛盾之处不知凡几。此等风气既盛，经学家大多变为没有脑筋的人，虽有耳目心思，都用在琐屑无关大体之处。

经学逐渐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一言以蔽之，经学的弊端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拘泥、僵化、教条。宋明理学把这种弊端放大到了极点。

明朝前期的思想界沉闷而僵化，科举取士都以宋朝经学家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作为考试课本和标准答案。考生们为了跃登龙门，一味死记硬背，写毫无自己思想的八股文。人人都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以朱子的思想为思想，而没有自己的自觉思想、自由思想。正如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所说：“结果，朱熹的宋代儒学版本成了科举考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幸的是，这种融合‘往好处说是鼓励人们去关心只言片语、孤立的细节、无关紧要的东西；往坏处说则导致死记硬背、照本宣科而不追求意义和价值的习惯’。一旦朱熹广博的道德形而上学被转变成纯经院形式，‘批判精神、创造性思想、道德目的和活力就逐渐消失了’。”

一两千年前的经典，后人奉为不可更改的至理名言，供上神坛，顶礼膜拜，不敢批判，不敢怀疑，思想界死水一潭。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人对于这种状况是不满意的。首先出来打破僵化沉闷空气的是陈献章，他强调怀疑精神，提倡“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意思是，有了怀疑精神，敢于怀疑圣贤，敢于怀疑经典，才会有觉悟，才会有进步。王阳明继承并发扬陈献章的怀疑精神，开创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一直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他活着的时候，他的思想学说被嘉靖皇帝斥责为“伪学”“邪说”。后来虽然平反昭雪，从祀孔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一九五〇年代以来，又被贬为“主观唯心主义”，予以批判。

其实王阳明的事功和学术都令人刮目相看，他既是一个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他官至南赣巡抚、两广总督，在平定宁王宸濠叛乱、赣南叛乱、广西叛乱中，战功卓著，无人可与之比肩。当然，他对于后世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思想家角色，中国近代杰出政治家都推崇他的思想；他所建立的“阳明学”流传日本、朝鲜等国，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不过，对于阳明学，人们各取所需，有的关注“致良知”，有的关注“知行合一”，我的切入点是解放思想。

我认为王阳明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解放思想，有两点应该细细琢磨。一点是：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王阳明《传习录》）另一点是：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同上）这两段话，气魄宏伟而又逻辑严密，极具震撼力与说服力。以我的读史所得，在王阳明的前辈或同辈中，难以看到如此锋芒犀利的言词，如此深刻大胆的思想。其可贵之处在于，敢于向孔子、朱子大声说不。在朱熹思想成为钦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挣脱无形的网罗，强调无论求道还是求学，都应该出于自己的心得，独立思考，不要以朱子的是非为是非，也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写的《大学古本》与《朱子晚年定论》，都是向朱熹发出质疑，他认为被当作科举考试课本以及标准答案的《四书集注》，是朱熹中年未定之说，有不少谬误；而且朱熹自己也觉今是而昨非。目的是引起人们的反思，不要盲目崇拜朱熹。扩而大之，他对传统经学也给与猛烈批判，他说经学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有的崇尚功利、邪说，这是“乱经”；有的专注于训诂、背诵，沉溺于浅闻小见，涂抹天下之耳目，这是“侮经”。所以他强调“学贵得之心”，不为经典词句所束缚：“凡看经书，要取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拘执比拟，则反为所束缚。”

王阳明画像

王阳明的大弟子王畿、王艮把这种思想推向极致。王畿思想的精彩之处在于，始终坚信“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如果不能自证自悟，一味跟随前贤的脚跟转，重复前贤的语录，是没有出息的；如果执着于师门权法，不敢超越，那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思想岂不成为一潭死水！自从宋代把《论语》等四书奉为“经”以来，四书的地位节节攀升，大有凌驾于五经之势。知识人对它顶礼膜拜，只敢亦步亦趋地注释，少有批评。王畿反其道而行之，直率地指出“《论语》有病”，并非“传神手笔”，“只记得孔子皮肤影像”。因此王畿被朝廷斥责为“伪学小人”。《明史》与《四库全书》都对他持否定的评价。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看来，“掀翻天地”“打破牢笼”，恰恰是他的最大贡献。李贽称赞这位前辈：“人天法眼，白玉无瑕，黄金百炼。”

王门弟子中王艮是最为奇特的一个，出生于卑微的灶丁之家，文化程度不高。所以他主张“以悟释经”，耿定向把其解释为“六经皆注脚”，可谓切中要害。坚持朱熹正统思想的人，对王阳明及王门弟子非议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东林书院的顾宪成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主张回归朱子学，非议阳明学。他对王阳明倡言“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不敢以为是也”，给予这样的评价：“阳明得力处在此，而其未尽处亦在此”，“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顾宪成所说“注脚六经”，又具体化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他说：“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即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站在儒家经学正统立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显然有悖于经学的本义，或者说有离经叛道之嫌。其实，这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势必导致抱残守缺、思想僵化。要想打破牢笼，自由思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必然的选择。经典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赋予新的解释，也就是王阳明所说，应当为我所用，不至于成为束缚思想的文字桎梏。

放宽历史视野，便不难理解。汉朝经学弊端丛生，经生们沉迷于繁琐的传注，只知墨守家法。不满于这种状况的士人，跳出原有的圈子，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家经典，形成耳目一新的魏晋玄学。何晏、王弼用老庄学说解释《易经》《论语》，嵇康“不涉经学”，只读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指斥“六经未必是太阳”。这样的魏晋风度，推动了思想解放，谱写了中国文化史上绚烂多彩的一页。旅美作家木心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中赞美道：“滔滔泛泛间，‘魏晋风度’宁是最令人三唱九叹的了；所谓雄汉盛唐，不免臭脏之讥；六朝旧事，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已；韩愈、李白，何足与竹林中人论气节。宋元以还，艺文人士大抵骨头都软了，软之又软，虽具须眉，个个柔弱无骨，是故一部华夏文化史，唯魏晋高士列传至今掷地犹作金石声。”晚明的思想解放浪潮，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了魏晋。距离魏晋一千多年的晚明，出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但不应该讥刺，反倒应该大声为之叫好。

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到了李贽那里，推向了高峰。李贽虽然不是王阳明的及门弟子，也可以归入“掀翻天地”的王门弟子行列。他是王艮之子王襞的门生，可以算是王阳明的三传弟子。他认为，千百年来无是非可言，原因就在于，“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因此，不必把孔子的是非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他还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把王艮的“六经皆注脚”发展为“六经皆史”。六经原本就是史书，被后人尊奉为“经”，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李贽主张应该还它的本来面目——“经史一物”。言简意赅，在理论深度上，丝毫不逊色于章学诚。当时的假道学打着周、程、张、朱的幌子，贩卖私货，嘴巴上讲仁义道德，心里面却想升官发财，他极为反感，口诛笔伐，言词之尖刻令人惊骇：“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朝廷因他“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把他逮捕。他在狱中自刎而死，用坚毅的死表达对于当权派的最后抗议。明末清初的名士张岱说，李贽“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犯法，仅仅是他的“口”与“笔”闯了祸，成为专制体制所不容的思想犯。他的著作万历、天启年间多次被禁，但是始终在民间流传。顾炎武对李贽并无好感，却在《日知录》中如实地说：“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反映了民间舆论的取向，并不以朝廷的旨意为转移，要喜则喜，要藏则藏，有思想活力的书是禁不了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对李贽推崇备至，把他看作自己的前辈，写了洋洋万言的《明李卓吾别传》。他认为，李贽的学说与理想极其高妙，不肯依傍他人，他的文章对孔子屡有微词。自从王充《问孔》以后，二千年来，直斥孔子，他是唯一的人。吴虞“打倒孔家店”，显然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由此看来，晚明思想解放潮流，一直影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有些人企图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历史意义，他们混淆了孔子与“孔家店”的区别。孔子的思想，经过从董仲舒到朱熹的改造，已经面目全非，“孔家店”贩卖的货色，并非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打倒孔家店，如何建立新思想新文化？如何迎接“德先生”“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