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日前通报了2015年度文物行政执法与安全监管工作情况。2015年，国家文物局接报各级文物安全案件143起，其中包括文物火灾事故23起，文物盗窃盗抢案件29起，古文化遗址、墓葬被盗掘案件83起。2015年度，在国家文物局直接督办案件中，法人违法案件占78%。

    “文物执法与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语出国家文物局督查司司长之口，权威性毋庸置疑。目前，伸向文物的“黑手”主要有二：一是盗窃集团，一是法人违法。前者以本月初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为例，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曾说，“要是再晚一天接到报告，海昏侯墓可能就要遭到洗劫了”；后者以山东即墨实施“即墨古城片区改造项目”为例，擅自拆除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山街五福巷和多处普查登记文物，新建大量仿古建筑，损失难以挽回。

    收藏家马未都曾说，有一次，陕西省发现了两个古墓，土层保护得很好，以为没被盗挖过，谁知考古队挖到四层楼深时，居然发现了“娃哈哈”矿泉水瓶。“十墓九空”是业界行话，用以形容古墓遭盗挖现状。盗墓是一门古老职业(资料显示，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盗墓行为)，到今天仍然未完全杜绝，但它毕竟属于偷鸡摸狗的、小规模的违法活动，无论是破坏力还是可防范性，与文物法人违法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则是公开的、大规模的，一次“改造”摧毁的就可能是一片旧城。

    解剖“即墨古城片区改造项目”这只“麻雀”，我们看到“注入现代元素和城市功能，同步实施墨水河综合整治，改变居民生活方式，改善区域生态环境”、“高标准建设三大安置区，打造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的现代化新型社区”等文字描述。借“旧城改造”、“环境改善”、“发展旅游”之手，拆毁古代建筑、毁坏文物本体、破坏历史风貌，几乎是个别地方政府或部门、企事业单位的路径依赖，“正确”得让外界难以反驳。即便被群众举报，文物保护部门或司法机关介入，因法人违法，责任比较分散，惩罚难有震慑力。何况，“城乡建设”与“文物保护”本来就是一个世界级难题。

    “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大量的法人违法，恰恰是对本规定的解构。国务院日前印发意见，重申地方人民政府的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并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国家文物局也从2016年开始部署开展“文物法人违法案件三年整治专项行动”，对法人违法案件做到“零容忍”。

    “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对文物法人违法案件“零容忍”，制度供给侧改革与执行力提升，形成双重倒逼，让地方领导干部绷紧文物保护这根弦，在城市改造、城乡建设中将其放在更显要位置予以考虑。对于文物保护来说，未雨绸缪比亡羊补牢更有价值、更加重要，要是不可移动文物被毁掉了，事后问责再多人，文物也不可再生。是故，文物保护一定要关口前移，移到项目立项之前。其实，此理念也散见相关法律法规之中，只是困在执行环节，有待破解。

    “大棒”之外，文物保护还要“胡萝卜”——对文物保护进行适度补偿。对文物密集地区，除了财政支持，在土地置换、容积率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有助于缓解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让民众分享到文物保护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