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画艺术从古典形态向近现代的时代演进中，真正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老一辈国画家是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

徐悲鸿的艺术实践打开了国画领域全方位发展的新局面，影响巨大；齐白石的花鸟画在继承明清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自然天趣、大俗大雅一格，将中国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时代的巅峰；傅抱石在山水画方面的成就卓越，就艺术的独创性和完美性而言，黄宾虹、张大千也要稍逊一筹。

在上述三位杰出国画大师之后，新中国开国以来的中国画坛又出现了汤文选、黄胄两位承前启后的杰出艺术家。在我看来，对现代中国画发展贡献最大者，当非汤、黄二位莫属。

   黄胄以写生入画，天分过人，毕生勤奋，创制了大量画作，其中有不少的巨制。他的人物画作品，对传统国画的笔墨、形韵、精气形成全面强烈的冲击，迄今影响至巨。诚如黄胄先生自言：“只有进攻，没有防守”。

汤文选先生虽明言继承传统，然而实际上仍然借鉴了西画的理念、技巧、思维，对国画传统的笔墨、形韵进行了改造。毋庸置疑，他的成功同样是来自他的天分加勤奋。比之黄胄先生的绘画题材多集中于人物、动物，汤文选先生则几乎是全面开花，人物、山水、花鸟、畜禽、走兽、虫鱼等等，无所不及，无所不能，其中尤以写意花鸟为甚，而在这方面，齐白石之后的中国画坛还没有可与之颉颃者。

   很凑巧，汤、黄二位先生均出生于１９２５年。更让我兴奋的是，徐悲鸿先生在生时（１９５３年）曾对当时的裱画师刘金涛言，他在中国的青年画家中最看中两个人才，一个是汤文选，另一个是黄胄，他们日后必将大有作为。事实果如其言，而且也与我的直觉不谋而合，真让我感到惊幸。尽人皆知，徐悲鸿先生素有画界伯乐慧眼之称，而且侠骨柔肠，慷慨扶助，不仅公心亲举，更且仗义疏财。徐悲鸿先生真画界之圣人也！就我所知，后来名震海内外的南北二“石”（北齐白石，南傅抱石）的成才，便均受过徐悲鸿先生的惠顾。可惜徐悲鸿先生本人天不假年，不能亲见其对汤、黄的准确预言。
   面对汤文选先生的大量作品，我感到进入了一座巨大的森林，其中的每一棵树（作品）都具有参天的气象。或换用古人评画的九品标准，我认为，先生的不少画作可列为神品，而且无论人物、山水、花鸟等各类，均有作品可入神上极品之列。泛观近现代中国画界，能有如此成就者实在屈指可数，极少。

   按照我对中国写意画最高境界的描述：精简的笔墨，气和的形韵，神奇的意境，我的确只在极少数画家的作品中能有所发现，然而在汤先生的作品中，可有此精简的笔墨、气和的形韵、神奇的境界者，不仅量多，而且面广、质佳。面对汤先生的作品，真是令人不能不神往，不能不惊叹，不能不折服。这也其实并非我个人的感受，国内不少著名画家、评论家也都与我具有同感：

   画家喻继高先生言：“汤文选的画力度大，给人以精神上的震撼与振奋，汤文选先生在大写意的成就与贡献上，当今无人可比。”

   前中国美术馆馆长、画家杨力舟先生言：“汤文选先生对齐白石等前辈大师的优点有所吸收，但他还有自己特殊的创造。借物喻情，借物喻意，这些拟人化的手法汤先生运用自如，就这一点，我觉得他超过了前辈大师。”

   作家、画家冯骥才先生参观画展时动了真情：“这比吴昌硕画得强烈，汤先生这么好的作品，在首都刊物上介绍不多，他是在埋头做学问。看来真正的大画家还在地方，不一定在京城。”

   画家何家英先生言：“汤先生的画里有一股浩然正气，令人感动。他对审美的理解太深，太透彻了，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情节，一些小情趣，他拿到手上来，归纳后，一下子便大起来，他的作品哪怕是小画，也能给人震撼，看了过后叫人喝彩。”

   画家贾广健先生言：“汤先生是我们年轻一代画家了解得比较多的老画家，他是继齐白石、潘天寿之后最引人注目的花鸟画家。汤先生在我心灵中的地位非常高，对汤老的艺术我非常崇拜。”

   画家范扬先生言：“看了汤文选老先生的画展，气势夺人，震撼人心，应该说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尤其在用笔的厚度上，不让齐白石，一流一流，一流高手。”

   评论家马鸿增先生言：“大写意画领域发展相对慢，为什么？不是画家不努力，而是难度太大，几个大师，齐白石、潘天寿摆在那里，很难突破。但汤文选先生有多方面的突破，包括从观念到题材、到技法，他在前辈大师的基础上又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前中国美术馆典藏部主任董玉龙先生言：“从历来入中国美术馆的藏品来看，除１９５４年创作的《婆媳上冬学》外……前后共十件作品，在三十五年的不同时间内，先后经评选参加历次全国美展，后又在不同的地点、由历次不同专家组成的选评组一致推崇，并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应当说，这是中国画创作和收藏史中的新记录。”

   天地神韵，唯尚尔汤。事实证明，汤文选先生国画大写意艺术水准的高超，的确已经获得广泛的公认。正是因此，我坚定断言：汤先生是２０世纪最后的写意国画巨匠，是继齐白石之后又一位承前启后、借古开今的国画大师，汤文选先生在国画领域的实力和价值，无可置疑。

人类中的天才，几乎都是超越苦难的产物。察看历史上每一个天才的生平，他们无不是在与苦难比拼意志、比拼毅力、比拼智慧中度过，从而战胜苦难、超越苦难，同时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以达到智慧的升华而终于成为天才。

   中国历史上的天才均是如此，或许更不得不如此，司马迁便可为我作证：“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失明，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实际上司马迁自身的遭遇也同样是如此。此外，宋代苏轼在《留侯论》中亦言：“古之所谓豪杰人士，必有过人之状，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汤文选先生是中国国画艺术中的天才，所以，他的命运也终于难逃上述中国历史对“天才”的“符咒”。然而幸运的是，不论汤先生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他的确是选择了“淡泊”以明“思来者”之“志”，“临之而不惊”、“加之而不怒”，忍辱负重，宁静而致远。

   汤文选先生的艺术人生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１９５７年前，写意人物画走向成功；１９５７—７６年，20年人生的磨难和对艺术痛苦的执着；１９７６—７９年，写意山水画的突飞猛进；１９７９年后，开始对花鸟、虫鱼、禽畜、走兽等写意画艺术终极的追求。可以这样说，汤先生的一生，简直就是中国现代国画艺术史的一个精彩的缩影。每当国画发展遇到危机的时刻，汤文选先生都会以他那天才的方式作出了回答，而这种回答也将作为重要的信息载入中国现代国画的历史。
   建国之初，正当大家都在怀疑国画的前途，并质疑国画能否表现现代题材，特别是人物画题材的时候，是汤文选、黄胄、杨之光、方增先等，他们为中国写意人物画，无论从笔墨、造型、意境等各方面，均作出了具有空前高度的创新，汤文选更是在这几位精英中首当其冲。于１９５３年便创作出《婆媳上冬学》参加１９５４年全国美术展览，获得一等奖，原作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应国家文化部委托，他又重作一幅送往前苏联文化部，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也收入了这幅作品。

   １９５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首发美术邮资信封，共２８枚，其中《婆媳上冬学》编为第１号，而其他大师的作品反倒编在后面，例如徐悲鸿的《喜鹊登梅》为第５号，齐白石的《虾趣》为第１１号。可以想见，当时汤文选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之巨大。紧接着，汤文选又创作了《喂鸡》《说什么我也要入社》《送粮路上》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后，原作均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１９５７年风云突变，仅仅一夜之间，“紧跟时代的著名青年画家”成了“资产阶级右派”。１９５８年，汤文选被下放农村改造。就在这一年，他的大儿子汤成（１２岁）病逝。１９５９年，一次严重的工伤压断了他的第１２根脊椎骨，“监管者”竟然拒绝他回城就医，结果落下了终身残疾，永远直不起腰来。人格的屈辱、身体的病痛、体力劳动的重负，强制、占据了他的有形的生命，但却不可能灭绝他追求艺术的意志。白天不能画，他晚上画，偷偷在油灯下作画。他画喂猪的农民、画放鸭的青年，更画了大量的猪、牛、羊、鸡、鸭、鱼等等，艺术是他更执着的精神生命，尽管他肉体的生命却几乎是不得不逆来顺受。

   １９６１年，汤文选的右派帽子被摘除，他回到了艺术学院的工作岗位。１９６３年，他创作了《天空任鸟飞》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并入选《现代人物画选》；１９６４年，他与人合作，创作了人物画《白手起家》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原作又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汤文选的厄运重又开始。他的人物画被“上纲上线”，变成了“反革命毒草”，他又重新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他的一家，妻子和三个孩子，全都被牵连。

   整整十年，简直就是“地狱”，批斗、凌辱、劳改……，几乎彻底置他于死地，然而，他惟一痴心未改的依然只有国画艺术。

   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他再次被平反，重又拿起画笔。但这次他多出了一个心眼，不敢再画人物，宁可转向不直接面对“人”的山水。这其实是命运要求他为山水画作出贡献。事实证明，他从事山水画写意时间仅仅短短数年，但其作品却别开生面，成就斐然。

   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他怀着艺术创作的热烈渴望，走向大自然，他的足迹遍及鄂西神农架、房县、恩施、长阳等地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他奇迹般地创作出了一大批山水画新作。他的山水画，既继承了传统，又发展了传统。他把写实的创作方法和水彩的技法天衣无缝地融合进了山水画的创作，从而使他的山水画更具有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魅力。例如《山乡之歌》、《幽涧车声》、《丹江之晨》等，简直就是中国写意山水画中的不可多得的神品。《丹江之晨》这幅不足六平尺的小幅绘画，却有着宏大奇伟的气势，几乎可与傅抱石、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媲美。

   谈到汤文选１９７７年创作的《红日照丹江》，却不能不重提一件让人伤心的事。尽管这幅画获得了上上下下一片的叫好声，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当这幅作品被印成大量的宣传画时，因为汤文选是“摘帽”的右派，竟然取消了他的署名权。

１９７８年，汤文选应邀赴北京藻鉴堂文化部创作组作画。同年，汤文选二上黄山，情感激越，作诗一首：

               沧桑喜巨变，十载复登临；

               云随人意展，雨洗物华新。

               殊壑轰鸣里，群峰掩映间；

               看山心未已，终见夕阳明。

   汤先生在苦难中挣扎了二十年，只是到这时才真正看到了明亮的夕阳。这让人感动，也让人心酸。

   １９８０年，汤先生再次应邀赴文化部藻鉴堂作画，同时作画的画家还有：朱屺瞻、叶浅予、陈大羽、李苦禅、诸乐三、钱松岩、崔子范等。这次，他还与两位老画家，朱屺瞻和陈大羽，应北京画院邀请，三人合作了一帧大幅的花鸟画，后由北京画院收藏。

１９８１年，汤文选被任命为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

１９８３年以后，汤文选的艺术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期。他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花鸟画，如《村头拾趣》、《战正酣》、《晨光》、《秋忙时候》、《晨雀》等，这些作品在参加全国美术展览之后均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从美术史的角度上讲，汤文选的这批写意花鸟画创作，丰富了传统花鸟画的题材，拓展了花鸟画的艺术境界，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了花鸟画以空前的人文情怀。

   在１９８５年美术新潮的时期，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一次在参观了汤文选的作品后情绪激越地说：“武汉汤文选的大幅通景，画了一大群麻雀，旋风似地向打谷场冲锋而下，题目《秋忙时候》。这是一幅创中国画奇妙境界的作品，真是气象万千，令人心旷神怡，谁说中国画不能创新奇？”叶老先生的话是对的。从汤先生的这幅画也让我联想到齐白石的一幅作品：《蛙声十里》，画中仅见水中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蝌蚪。最优秀的画家总是在用心灵作画，而决不只是在用手机械地涂抹。

   汤先生的作品中，动物画，尤其写意画虎，是一大景观。虎是中国画中常见的题材，但汤先生的水墨老虎，不仅笔墨精简，形韵气和，更且意境神奇。例如《三春晖》、《天伦图》中的舔犊情深，《情却有情》、《双雄》中的伉俪间的依恋，《无猜》、《四喜图》、《双童虎》中的天真童趣，《他日兴风会有时》、《三日於菟气吞牛》中的意气风发，《英雄梦醒》、《盘龙卧虎》中的壮志雄风，《不向中原逐鹿肥》、《消夏图》中的豪迈威武，《群英会》、《风云际会》、《神威天纵》中群虎的壮观气象等等，这些人格化了的艺术形象，是汤先生满怀激情的挥洒，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精神情怀的艺术的再创造。汤文选水墨画虎，如同齐白石画虾、徐悲鸿水墨画马、李可染画牛等一样，是对中国水墨画的一大贡献。

   １９９６年，汤文选个人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首都文艺界反响强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及其夫人也来参观画展。人民美术等数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当代中国画名家经典．汤文选花鸟画》.《大师谈艺丛书·汤文选谈艺录》.《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汤文选》.《汤文选中国画集》等。

北京展出后，又接着赴广东、深圳、山东、武汉等地展出，到处反响强烈。面对如潮的好评，汤文选写下了《七十抒怀》

风雨连宵梦迹新，

挥毫欣对晓窗晴；

浮名浪得惭知己，

系日长绳伴我行。

   １９９７年以后，汤文选开始了新的思考，即如何在绘画形式感上突破传统文人画雅淡疏朗、闲情逸致的旧格局，而赋予中国水墨画以崇高、宏伟的精神气度和境界。

   面对新世纪的中国画坛，汤文选对民族艺术充满了自豪感，他强烈地感到，中国水墨为尚的写意画，在国际上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他毫不怀疑，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的中国画绝对不亚于西方任何的画派。在绘画艺术上，没有高低之分。

汤先生的写意国画具有可观的“发现”、相对的“再现”、自由的“表现”，三者极其生动的综合，且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用我的理论来说，笔、墨、性即在于发现，形、韵、意即在于再现，精、气、神即在于表现。但精、气、神决不是孤立的表现，而是贯穿发现、再现之后的“天才”的表现。精，首先是笔、墨之精，其次是用笔造型之精；气，首先是墨、韵之气，其次是形、韵立意之气；神，首先是民族性、个性之神，其次是意境之神，最终是精、气之神，正是这种只有“天才”才能具备的“精、气、神”，才能最后真正达到艺术最高的境界——天地神韵。天者，乃空间、真的永恒；地者，乃时间、善的普遍；神韵者，乃美的意义的终极；惟尚尔汤，惟尚可视为“唯上”尔汤，啊，汤先生您！